【导读】21世纪以来，中国在经济和科技领域的快速发展，引来世界瞩目。为进一步
提升竞争力，中国政府推出“中国制造2025”，优先发展10个先进技术领域。对此，作为科技强国的美国与德国
愈发感到压力，两国都开始将科技竞争与国家安全、阶层诉求等相结合，这就是本文所谓的世界已进入一个全球化的“技术民族主义”新阶段。
然而本文作者发现，两国为应对中国技术崛起所采取的策略和方法却大不相同。
尽管两国精英都忌惮中国技术崛起，而且德国更依赖技术制造业，但是“令人感到意外的是，美国对中国挑战的回应，远比德国积极”，而且
美国反应更具激烈对抗性。为什么会有这种差异？
作者认为有两个原因：一是中美之间和中德之间存在不同形式的经济一体化；二是支撑美国和德国各自整合的社会利益群体不同。
尽管美国不少跨国公司因其全球利益而更偏向与中国合作，但从特朗普时代开始，
美国将“中国挑战”视为一个国家安全问题，并将制造业失业引发的劳工群体不满，与国家安全联系在一起；德国一直拒绝卷入地缘政治经济之争，虽然德国政府也设法应对“中国挑战”，但没成功，因为德国与中国合作太深，而德国产业工人议价能力更强，为了合作利益，德国国内阶级选择维持妥协。这与美国民粹主义右翼形成鲜明对比。
作者特别指出，全球化是一种由大国和跨国公司操纵的力量，有利于特定国家、社会和阶级。
我们当下见证的不是全球化的终结，而是新阶段，随着国际竞争日益激烈，资本所在国将更注重发挥保护和防范的作用。
加上新冠疫情的刺激性催化，美国和德国势必会发展出不同的技术民族主义道路。
本文原发表于《发展与变革》（Develoment and Change）第52辑（2021年10月）
应对技术民族主义时代的中国挑战：德美两国分歧
李昊(译) | 修远研究中心
▍引言
中国的崛起震惊世界。中国领导人明确表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必须坚持自主创新”。中国在2015年宣布的“中国制造2025”（MIC 2025）计划，发起了对当前世界技术冠军的挑战：挑战已经发出，竞赛已经开始。美国当然已经注意到这一点，自特朗普政府在2017年首次将中国列为“战略竞争对手”以来，美国已经采取了无数行动，从挑起贸易战到禁止美国公司与指定的中国高科技公司贸易往来（最明显的是对华为公司的打压）。这种对待中国的强硬姿态，使美国政府得到两党支持，并延续至拜登时期。
相比之下，德国尽管也是欧洲的技术强国，其制造业出口占GDP的比重甚至超过美国，但德国对中国挑战的反应一直较为迟缓。虽然联邦政府已经开始更谨慎地审查中国对德国先进技术公司的收购，并在关键技术和基础设施成为收购目标时启动欧盟范围内的预警，但其试图通过制定“国家工业战略2030”（NIS 2030）来推动国家参与保护“技术主权”的方案，却遭到德国大多数主要利益相关者的强烈反对。这一战略仍面临着不确定的未来。
(原文发表截图)
如何解释美国和德国面对中国挑战的不同反应？我们认为，答案在于：
（1）中美之间和中德之间存在不同形式的经济一体化；
（2）支撑美国和德国各自整合的社会利益群体不同。
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初，在西方（主要是美国）跨国公司将中低端制造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的浪潮中，中国的经济繁荣，最初并没有引起两国政府的太多担忧。由于美国的工人力量太弱，这一群体无法阻止美国企业将整条生产线转移到中国。美国国内特定地区的产业和工人在与中国的外包、进口竞争中失利，而在特朗普竞选前，产业工人们无法找到政治代言人来表达意见。同时，美国国家安全机构逐渐渲染对中国崛起的担忧，这些机构从地缘政治角度看待来自中国的挑战，并支持政府采取更加敌对的姿态。
我们认为，特朗普政府利用了产业工人和国家安全这两类选民的诉求，彻底改变了美国对中国的外交和经济政策。通过抓住选民对“中国冲击”的不满心理以及建立在军工复合体的制度基础，特朗普和拜登得以对中国崛起、“中国制造2025”做出积极回应，而这远远超过了美国商业精英所期望的对中国施加的压力。
相比之下，德国相对弹性的劳工运动，能更好地保护关键出口产业的核心工人，并保留更多高科技制造业岗位。这种相对议价能力，加上德国制造商在一系列先进和定制的资本货物方面的比较优势，使得“中国冲击”对德国制造业的影响得到了缓冲。
事实上，中德贸易一体化的深化大大抵消了这种影响：在过去二十年里，中国经济的崛起为资本和劳动力带提供了重大机遇，而不是带来威胁。这种情形可能会在未来有所改变，但这意味着德国的资本和工人都不可能支持任何类似美国针对中国的经济侵略办法。尽管德国企业越来越担心与中国企业在特定行业的新竞争，但它们仍指望中国市场的巨大增长潜力，不希望被排除在美中贸易战的交叉火力之外或陷入其中。直到最近，德国的产业工人依然欢迎中国投资者，后者通常保证不会裁员或将生产转移到海外。最后，德国无法与能够获取社会支持的美国军工复合体相媲美，因为德国自1945年以来一直依赖美国保护其国家安全。由于缺乏这些能力和机制，同时由于一直依赖于社团主义传统，德国政府对中国挑战的回应较为有限，也难以在其“国家工业战略2030”规划中争取到资本和劳动力。尽管工党将重振产业政策视为提升其地位的一次机会，但资本反对政府在经济中发挥更大作用，认为挑战尚未完全出现，此举背后的代价太过高昂。
迄今为止，21世纪初所出现的重大挑战和机遇，都与中国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前所未有的速度和规模有关。就人口而言，中国的人口增长规模是美国的4倍，工业化的速度也比美国快得多。研究表明，在这种情况下，国家不仅能够“干预”，而且能够集中资本来实现长期目标，尽管这可能与资本在中短期利润积累中的利益相矛盾。近年来，中国在这一点上表现得更加明显，美国政府也是如此。例如，美国政府在2019年禁止美国公司与中国科技巨头华为做生意，这显然违背美国公司的商业利益（特别是在5G电信网络设备方面，与领先全球市场份额的华为相比，美国公司缺乏竞争力）。
与此同时，我们认为，全球政治经济中日益加剧的贸易紧张局势和技术竞争的现状，尚未被充分地视为“国家的回归”和随之而来的“全球化的逆转”。在我们看来，这些都是自由主义的比喻，因为从一开始就忽视了大国在塑造全球化过程中所扮演的核心角色。越来越明显的是，国家认为其拥有资本所有权，特别是先进技术及其相应公司的所有权，因为二者不仅对国家安全至关重要，而且对社会的经济繁荣和政治稳定也至关重要。因此，在国际竞争日益激烈的背景下，资本所在国开始发挥保护和防范的作用。
质言之，我们正在见证的不是全球化的终结，而是全球化的新阶段，这一阶段的标志正是理查德·萨缪尔斯所谓的“技术民族主义”，即20世纪日本崛起的关键组织原则。目前，这种复兴在中国和美国表现得尤为明显，同时在德国或是视野之外的西北欧、东北亚等其他地方也逐渐显现。通过关注美国和德国应对中国的不同反应，本文为在全球视野下对各种技术民族主义进行的阶级分析奠定基础。本文分为两个部分和两个目标：
（1）描述挑战和反应的来龙去脉；
（2）解释产生不同反应的结构差异。
最后，简要分析新冠肺炎疫情对这些新兴趋势产生的影响。
▍什么是“中国挑战”，美国和德国是如何应对的？
“中国挑战”源于中国决策者面临的一个结构性困境，即如何在全球化中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在这种环境中，中国想通过提高生产率或技术创新来提升竞争力，但受到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及其企业的限制。
为了摆脱这一陷阱并维持高质量的经济增长，中国需要摆脱对早期低廉的、劳动密集型生产方式的依赖，并打破目前美国、欧洲和东北亚公司对产业链顶端的垄断。虽然中国已经在一些高科技产品方面表现出色，如汽车和电子产品，但除了少数例外，这些先进产品最终仍为外国跨国公司所掌控——无论是直接掌控还是通过分包或合资企业间接掌控。
这一转型尝试的关键，是“中国制造2025”战略。“中国制造2025”是一项雄心勃勃的产业政策，目的是把中国经济从“外国资本的出口平台”，重新定位为“通过自主研发先进技术来促进出口和国内消费的经济体”。它侧重于促进投资和研发，更严格地限制转让先进技术，发展先进的服务部门，着重提升信息技术、机器人、航空航天、新能源汽车、原材料开采、制药、医疗设备、造船、农业和通信十大核心制造业。该计划为提高中国工业的突出地位设定了目标，旨在提升技术标准和获得知识产权，使中国的跨国公司能够掌控最先进的产业链。这一点至关重要，因为那些掌握核心技术的跨国公司赚取了最多利润，从而进一步开展研发、营销和其他全球竞争力所必需的高价值活动。
“中国制造2025”从其他东亚模式、德国“工业4.0”以及美国军工复合体等模式中获得灵感，并将其与商业相结合。尽管贸易自由化与国内建设之间存在矛盾，但中国的总体愿景是，在2049年（建国100周年）将中国建设成为一个科技超级大国。近十年来的诸多努力，都围绕强化党和国有企业在中国政治经济中的地位而展开，二者扮演的角色，更具干预主义和保护主义。总的来说，这一过程对当今世界的技术冠军构成挑战。受到最直接影响的国家是德国，德国的制造业对其国内生产总值至关重要，而且高科技企业在德国制造业中占据突出地位。相比之下，美国受到中国工业升级计划的威胁要小得多，至少在大多数领域是如此。令人感到意外的是，美国对中国挑战的回应，远比德国积极。
▍美国的反应
在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初的大部分时间里，美国的对外政策机构基本上并不在意中国的崛起。在2005年乔治·w·布什执政时期，美国第一次开始对中国投资作出实质性回应。当时，美国拒绝中国国有石油公司中海油对优尼科公司的收购。在奥巴马政府领导下，美国的担忧越来越重，其外交政策也变成“平衡和遏制”的“转向亚洲”战略。尽管如此，奥巴马仍然或多或少保持了美国几十年来的一贯策略，即与中国保持积极接触，以求后者可以进一步开放。随后，特朗普政府很快采取攻势，认为之前所有对中国的宽松立场都失败了。此外，特朗普上任一周后，美国便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TPP)贸易和投资谈判，向世界表明：他拒绝达成多边“自由贸易”协议，并宣扬“美国第一”的外交政策。这是履行他对“被遗忘的美国男人和女人”的关键竞选承诺之一，这些人认为几十年来的贸易协定——特别是克林顿政府签署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和中国在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时获得“最惠国”待遇，颠覆了他们的生活。
经过一年多的威胁、谈判和调查，特朗普最终在2018年夏天，发起了世界上两个最大政治经济体之间的全面贸易战，这种情况在1945年后的自由主义世界秩序中首次出现。这一政策的急剧转变包括三个方面：（1）关税战升级；（2）对中国在美投资进行更严审查；（3）美国加强对中国技术出口的管制。2018年2月，特朗普对来自所有国家的太阳能电池板和洗衣机进口征收关税，随后，这些关税征收范围扩大到钢铁和铝。作为对特朗普政策的回应，中国对价值30亿美元的128种美国产品加征关税。7月，特朗普对价值340亿美元的818种进口商品首次征收中国特定关税。中国立即对价值340亿美元的545种美国商品加征关税进行反制。到2019年夏天，这些针锋相对的关税扩展到几乎所有的中美商品贸易，并在谈判的基础上不断发展豁免。2020年1月，中美宣布贸易战休战，但随着新冠肺炎疫情的蔓延，这一休战很快开始瓦解。
其次，特朗普在原有强硬政策的基础上，对外国投资者施加更为严格的限制。2018年8月，美国颁布的外国风险评估现代化法案，扩大了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CFIUS）的职权范围和预算。在此之前，CFIUS可以阻止那些会导致公司控制国家安全相关行业的投资，但现在它可以审查任何被视为“基础”和“新兴”技术的投资，任何来自国有企业的投资，以及靠近军事设施的房地产交易。同年，中国在美投资骤降逾80%，尽管中国也实施了更严格的资本管制，以防止资本外逃和“非理性”的海外投资。作为新的限制性政策的表现，2019年4月，CFIUS迫使北京昆仑万维科技（Beijing Kunlun Tech）出售其持有的社交应用Grindr 60%的股份，而这类业务之前很少被认为与国家安全相关。
第三，从2018年8月通过出口管制改革法案开始，特朗普政府不断扩大对华技术出口禁令。最引人注目的是，美国对中国核心科技公司发起攻击，取缔所有与它们相关的美国业务。首先，2018年4月，美国商务部发布长达七年的、禁止美国公司与中国第二大电信设备制造商中兴通讯公司交易的禁令。随着中兴通讯公司濒临困境（这也侧面反映中国对美国技术的依赖），2018年6月中美达成一项协议，在试行的基础上暂停实行禁令10年，但该协议附带侵犯中国主权的特殊条件。中国允许美国更换中兴通讯公司的整个董事会和高级管理层，并同意在试行期内将美国合规团队安插进该公司总部，这一举动在美国商务部历史上尚属首次。
回想起来，这似乎是为2019年5月美国禁止与华为进行商业交易所安排的预演，这不仅有效禁止了美国公司与华为进行贸易，甚至影响了第三国公司，如英国的Arm Holdings和日本的松下集团。再加上在盟国发起禁止华为的外交攻势，美国政府似乎想终结华为的全球扩张。这是对一个政治经济大国中最具国际竞争力的IT公司所发起的前所未有的攻击，至少在1945年后的自由秩序中是如此。此后，美国禁止了与100多家中国科技公司的业务往来。
这一对华政策的调整，不仅反映特朗普及其贸易顾问彼得·纳瓦罗（Peter Navarro）的特质，还赢得两党和国家安全机构的大力支持。这让人回想起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初，美国对日本日益增强的技术竞争力的反应，得益于此，截止本世纪初，美国在汽车和半导体领域基本上取得了成功。更引人注目的是，这种趋势在拜登政府的领导下得以延续。在其就任的前100天里，拜登非但没有取消美国对中国进口商品的关税（更不用说重新加入TPP）或放松对美国与某些中国科技公司商业交易的限制，反而将出口禁令名单扩大到中国超级计算机公司，收紧对半导体出口的限制，并承诺在研发领域投资数千亿美元以及发起“购买美国货”计划，这表明：美国反自由贸易和民粹主义的新时代，与其国家安全机构遏制中国的目标，保持了一致。
▍德国的反应
与美国相比，德国对中国技术挑战的反应姗姗来迟，也远没有那么明显。直到2017年初，中国家电制造商美的公司对巴伐利亚机器人制造商库卡公司发起的收购引发争议时，德国政府才被迫采取行动。德国当局努力阻止收购，但最终未能说服西门子或博世等德国公司与美的公司进行竞购。德国企业的自满，使得德国政府大大加强对外国直接投资（FDI）的审查，并否决了中国收购，例如小型IT公司IMTS收购案。2018年，德国政府将安全和国防领域以及涉及“关键基础设施”的外国收购门槛，从25%降至10%。在2020年和2021年，德国政府扩大其法律授权，以处理“可能影响”德国或另一个欧盟成员国的公共秩序或安全的案件，以及涉及“欧盟利益的项目和方案”的案件。这一重大修订列出了广泛的高科技领域，如人工智能、机器人、自动驾驶和关键原材料。这就要求外国投资者在超过20%的门槛（10%用于“关键基础设施”）时通知监管者，同时冻结此类投资，直至审查结束。此外，德国还与法国和意大利一道，推动欧盟制定外国直接投资审查条例，此条例于2020年10月生效。
然而，与美国相比，这一监管框架仍相当薄弱。虽然欧盟成员在涉及关键基础设施和技术的交易时，会与欧盟委员会保持联络，但他们仍保留最终决策权。因此，新的立法缺乏CFIUS的强制力，也无法以国家或欧盟安全为由执行其裁决。此外，尽管美国已经扩大了针对中国高科技产业的出口管制清单，但欧盟成员国一直不愿遵循这一进攻性举措，欧盟缺乏制定替代方案的强有力授权，德国政府内部也存在分歧。最后，德国政府加强了审查，顶住了美国施压，没有让华为参与5G招标。迄今为止，德国政府对于中国有可能报复德国企业的担忧，超过了美国冻结情报共享的威胁。
当然，在其他领域，德国政府试图弥补在新技术竞赛中失去的时间。由于对欧盟委员会在2018-2019年阻止西门子与阿尔斯通的交易感到愤怒，德国政府推动欧盟委员会放宽卡特尔规则，以便欧洲公司可以合并或合作，从而匹配享有国家补贴的竞争对手的规模和范围。德国希望欧盟国家放松援助规则，以便为从电池制造到工业云和平台的战略产业链提供资金，并加强其国家竞争法，主要目的是为了遏制美国大型科技公司的力量，但也着眼于中国的数字公司。尽管联邦卡特尔局和经济部对数字垄断、外国直接投资的监管权力令人印象深刻，但欧盟层面一直进展缓慢。欧盟委员会厌倦了其权威和竞争政策受到检查，其他欧盟成员国则担心更宽松的监管和更慷慨的政府支持可能会首先惠及德国和法国公司。然而，最重要的是，德国的许多努力缺乏必要的社会支持，这一点将在下一节讨论。
德国政府的初衷，是将这些举措与经济部于2019年2月起草的“国家工业战略2030”结合起来，目标是在以美国保护主义和中国扩张主义为标志的全球竞争中确保德国的社会市场经济地位。然而，“国家应该建立欧洲冠军企业，或暂时投资关键的工业和技术公司，以保护它们免受外国收购”，草案的这一核心建议遭到大多数利益集团的强烈反对，并在10个月后公布的最终版本中被删除。研究机构警告说，虽然捍卫了只允许“符合市场”的干预的现有共识，但国家是一个糟糕的企业家。德国的中小型企业抱怨“规模问题”的咒语威胁他们的存在，大企业担心一旦政府邀请自己加入，它将无法摆脱政府，由此，德国的保护主义转向，可能会使美国发起的贸易战进一步升级。由于德国强烈依赖出口，美国和中国日益增长的保护主义对其而言将是一场灾难。鉴于这种反对意见，尚不清楚德国“国家工业战略2030”将如何实施。
▍全球化、劳工和美国霸权
为了理解为什么美国比德国更积极、更全面地应对中国的挑战，我们根据生产的全球化重新解释了传统数据，并证明美国资本继续主导对中国的跨国产业链的整合，特别是针对与“中国制造2025”相关的行业，而德国资本大幅增加对中国出口，同时将更多的制造业留在国内。
我们认为，这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德国劳工和美国劳工的差异。德国劳工与德国资本进行了权衡谈判，并在与中国更深入的合作中获益。美国劳工已经在生产外包和自动化的包围中，被摧毁了。这种破坏引发民粹主义愤怒，再加上美国国家安全机构对中国崛起的日益担忧，特朗普由此得以将对抗不断升级。相比之下，德国政府无法利用这种不满或独立的国家安全机构，来全面应对美国和中国的技术民族主义。
首当其冲的是贸易逆差。2019年美国对中国的逆差，中国报告为3080亿美元，即使在贸易战最激烈的时候，中国对世界贸易顺差的29%也是惊人的。相比之下，德国对中国只有230亿美元的小额顺差。但更令人吃惊的是，2019年，德国对中国的出口与美国对中国的出口价值相当，尽管美国的GDP大约是德国的四倍。事实上，在过去的十年中，德国占欧盟成员国对中国制成品出口的一半左右：相对于其规模而言，德国是一个出口大国。
此外，尽管美国也向中国出口高价值的制成品，但其大部分出口是农产品和其它大宗商品，而德国的出口则更偏向于先进的制成品。德国在与“中国制造2025”相关的7个行业中，有6个是贸易顺差，其中顺差最大的是汽车和零部件。相比之下，美国除了航空业之外，只有在4个部门有盈余，这些盈余明显少于德国。最引人注目的是，美国在电机和电子产品方面存在巨额赤字。尽管德国和美国在这两个部门的出口总额，在绝对值上几乎相等，这表明相对于美国而言，德国拥有不成比例的高水平先进制造业。
然而，与政治言论和公共话语相反，美国的整体贸易逆差，并不意味着中国企业在竞争中胜过美国企业，而这也是特朗普关税和科技战的一个突出但有缺陷的解释。特别是在先进技术领域，这些数据模糊了作为后冷战时代全球化核心特征的跨国产业链，以及美国企业的驱动力作用。也就是说，在一系列广泛的技术领域，美国公司将各种零部件的生产和最终组装外包给中国台湾的企业，然后这些公司在中国内地制造产品，再出口回美国。自2004年以来，在中国融入全球产业链相关的出口中，被中国海关归类为“外商投资企业”的实体，在关键出口产品中占据80%以上的份额。因此，中国绝大多数的先进技术出口，实际上是由外商投资企业进行的；2020年，这些出口中只有16%为中国私营企业所有。“中国制造2025”的时间表已经过半，即使在中国国内，中国企业与外国制造企业竞争仍有很长的路要走，更遑论在国外了。
此外，以苹果公司为代表的、处于跨国供应链顶端的美国公司，从遍布多个大洲、最终在中国组装的分包关系中，攫取了大部分利润。即使全球生产不再像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那样集中在美国本土，总部设在美国的跨国公司，在大多数先进产业的市场份额中，占据主导地位。在全球化时代，美国公司仍然从这种生产中占有大部分利润，至少在与“中国制造2025”相关的先进行业是如此。因此，将特朗普的反应归因于中国资本对美国跨国公司施加的任何重大竞争压力，都是错误的。
鉴于美国企业的这种主导地位，加上中国企业在福布斯全球2000强企业中的关键技术领域的总体利润份额正在超过德国的事实，美国政府对中国挑战的反应比德国更强烈，这更加矛盾，也更令人震惊，因为最初美国大部分企业反对特朗普的好战立场，特别是在发动贸易战方面。中国融入全球资本主义，实质上对美国大公司非常有利，它们利用中国的低成本和相对于其他低成本国家的优秀基础设施，来维系全球产业链。因此，美国对中国出口的先进技术征收关税，往往是对这些美国跨国公司征税，难怪世界上最大的企业游说团体美国商会反对特朗普的贸易战。
另一方面，全球产业链尽管对美国企业有利，但对美国劳动力的影响却截然不同。据统计，1999年至2011年间，由于中国的进口竞争，美国有多达240万个制造业岗位流失，越来越多的自动化以及来自墨西哥和其他国家的进口竞争，也导致大量劳动力流失。无论确切数字是多少，最重要的是大部分美国人认为全球贸易协定使美国就业机会转移到海外，尤其是中国，而这种印象在美国重要的中西部“锈带”选区更加明显。这些情绪足够广泛，足以为2016年川普的右翼和伯尼·桑德斯的左翼民粹主义提供肥沃的土壤。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出现了大规模和日益增长的不平等，出现了大量依赖单个或少数几个已关闭工厂的社区，以及越来越多的“绝望之死”（吸毒过量或自杀）现象。民粹主义者的愤怒，大多指向自由派精英和政府机构。因为这些精英和机构认为，全球化的“失败者”应该简单地找到另一份工作，搬到一个更有活力的社区；或美国工人应该高兴，由于中国劳动力低廉，许多日常商品的价格已经停滞或下降。当然，亚马逊和沃尔玛自己也蹂躏了美国大街上的家庭零售店，导致后者无法与中国制造商品的巨大规模经济竞争，结果是进一步掏空了整个社区。
因此，中美与中德之间的经济一体化模式明显不同。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德国制造业在GDP中的份额一直稳定在20%左右。在美国，这一比例从1997年的16%降至2017年的11%。因此，尽管中国成为世界工厂，德国仍选择将更多的制造业留在国内，而美国的跨国公司在推动生产和进口转移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2019年，德国连续第四年实现全球最大的经常账户盈余，而过去十年其商品出口超过了其国内生产总值的38%。事实上，德国与中国不断扩大的贸易增加了更多的制造业就业岗位。此外，应该注意的是，德国的福利国家政策仍然有助于缓解类似美国的社会腐败、绝望以及民粹主义不满。即使在不稳定的地方，右翼民粹主义也只是将目标对准了欧盟、伊斯兰和难民，而不是中国。
这些与中国经济融合的不同模式，与美国和德国劳工组织的不同力量密切相关。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劳动运动就处于瓦解之中，面对几乎不成组织的抗议，再加上宽松的新自由主义政策，美国跨国公司在将整个产业转移到国外时，一直不受限制。相对而言，德国企业虽然在20世纪90年代通过公司层面的交易，成功地绕过了中央工会领导的谈判，但由于德国的共同决定法，德国企业仍面临着车间和董事会中劳工代表的问题，这些所谓的工会，选举董事会成员并参与公司决策，能够就重要的让步进行谈判，尽管这需要以更激进和包容的视角为代价。与美国公司相比，德国公司倾向于只迁移生产线中技能最低和劳动密集型的部分，同时致力于将高附加值的生产部分留在德国国内，因此，与美国相比，德国资本仍然以越来越不平等和排他性的优势，与德国劳动力一起分享更多中国贸易的战利品。未来中国对德国科技公司的收购是否会有所改变，还有待观察。虽然中国投资者的形象最近因库卡(KUKA)等一些突出案例中的裁员而蒙上阴影，但大多数工会发现，他们的中国所有者已经升级或扩大了生产规模，维持了现有的员工和场地，并让公司独立运营。就已经有劳工组织开始改变主意并呼吁德国做出回应而言，他们的动机，更多是希望从工业战略中获得更大的影响力，而不是来自中国的竞争威胁。
比起劳工阻止制造业外包，更为重要的是，美国庞大的国家安全机器为美国对中国进行经济侵略，提供了基础设施支撑。它们深入外交政策和媒体机构，还包括智库和相关学术机构。自苏联解体以来，它的常规操作程序一直是防止任何其他竞争对手的出现。虽然2000年代的“反恐战争”，一定程度上分散了美国对中国的注意力，但中国在2008年华尔街崩盘和随后的全球金融危机中的持续崛起，开始给美国的国家安全敲响警钟。2012年之后，美国国家安全机构的担忧逐渐加剧。
因此，特朗普在政治上足够精明，能够驾驭并煽动部分民粹主义者的不满和反体制者的情绪，同时也在全能的国家安全机构日益增长的忧虑中，找到了共同的原因。这种利益交汇，让特朗普得以大幅升级与中国的紧张关系，而德国在1945年之后，并不存在这样的国家安全机构。如果说美国资本把生产外包给了中国，那么德国就把维持全球资本主义所需的组织化暴力，外包给了美国。这让德国得以在美国的安全保护伞下“搭便车”，但也剥夺了它整合对立利益的能力，进而克服以“国家安全”为名的短期商业行为。
可以肯定的是，德国政府最近试图模糊民用和军用领域的区别，部分原因是为应对来自中美双方的压力。德国政府与欧盟主席、前德国国防部长乌尔苏拉·冯·德·莱恩携手行动，宣布安全和国防部门对欧洲的工业发展至关重要。反过来，德国扩大了它认为对国家安全至关重要的、值得特别支持的产业的范围。不过，尽管这些措施受到一些人欢迎，德国资本总体上仍坚决反对“将国家安全延伸到保护关键技术”，大部分德国机构在整体上或部分上反对“国家工业战略2030”，认为这是政府未经允许，对德国所吹嘘的社会市场经济的一种干预。没有强大的社会力量或国家安全机构来凌驾于资本利益之上，德国政府不得不通过复活的危机社团主义来寻求共识，“工业4.0”平台就是其缩影。能否产生一个更广泛的阶级联盟和全面的战略，仍有待观察，但我们预计，任何此类德国技术民族主义都将明显背离中国或美国的实践。
▍结论
要解决的最后一个问题是，新冠肺炎如何改变了我们在本文中确定的全球背景和国家对策。许多评论家认为，病毒加剧了“去全球化”的压力，这是对冷战后国家解除管制、多边管理和全球扩张的资本主义时代的决定性逆转，自2008年大衰退以来，资本主义已经陷入危机。按照这种观点，最糟糕的情况是世界经济分裂成类似于上世纪30年代的对立集团，这一点在中美贸易战中已经体现的很明显。
可以肯定的是，病毒暴露了跨国产业链和“即时”生产的世界经济的显著脆弱性，导致许多国家征用资金来获得对抗病毒的资源和技术。毫无疑问，这种情况在发达资本主义世界的和平时期是罕见的，只有两次世界大战的战争经济能与之相提并论，这也为全球资本主义的重大重组提供了可能性。
然而，在我们看来，将大萧条作为未来指南的说法，是基于一个错误的假设，即正在消退的现状是一个“扁平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上，资本、商品和服务在全球范围内广泛流通，没有偏见或限制。相比之下，我们认为全球化是一种由大国和跨国公司操纵的力量，大规模集中在世界的特定地区，并受到管制，以有利于特定的国家、社会和阶级。
因此，我们建议对正在发生的、更大范围的转变予以概念化，不是将其视为历史的重演，而是作为资本主义全球化的新阶段，在这一阶段，各国正在扩大其工具，以支持或约束他们认为的“国家”或“联盟”资本。
展望未来，我们可以通过技术民族主义的视角，透视这个新时代，但更重要的是，可以看到不同的以及相互依存的国家战略。我们已经看到，美国将中国的挑战视为一个重要的国家安全问题，并受到特朗普煽动的反全球主义的推动。通过这种方式，疫情使特朗普和拜登政府中的鹰派人物得以加强美国对中国的经济战。借口惩罚中国对疫情的管理不善，美国宣布对中国官员和公司进一步征收关税和实施新的制裁，限制必需品的流动，并收紧对华为及其美国供应商的出口控制。同时，美国还在考虑税收激励和补贴，以鼓励美国公司离开中国，并迁回生产和供应链。它还旨在建立一个亚洲和拉丁美洲盟国的“经济繁荣网络”，希望那些强制性脱钩的“值得信赖的合作伙伴”公司中获益。疫情在美国主要改变的是时间表，而不是根本方法。虽然不断增加的死亡人数和经济崩溃破坏了特朗普的连任，但在拜登担任总统期间，外交政策和国家安全机构内部有进一步扩大和深化这些政策的广泛势头。
我们已经表明，德国政府一直拒绝卷入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的角力，但它为“中国挑战”制定替代对策的努力失败了，因为过去10年与中国更深入的融合，使德国的国内阶级选择维持妥协。这要归功于德国产业工人更强的议价能力；它让德国没有一个政党支持战略转变，这与美国民粹主义右翼发出的“致命中国”言论下的严峻现实形成鲜明对比。
疫情在德国产生了不同影响，它使德国政府能够推动通过“国家工业战略2030”的部分内容，而这些内容此前遭到国会反对和工党默许支持。由于德国企业接受了高达5000亿美元的纾困计划，使其不得不接受这一有争议的想法，即建立一个国家投资基金，基金允许国家持有股份，对陷入困境的公司进行资本重组，从而保护它们免受中国和美国竞争对手利用最低价的影响。疫情还向欧洲监管机构施压，要求其屈从于法德的要求，并准备提案，允许国家监管受到中国政府“不公平”补贴的公司。最重要的是，这场危机第一次为制造业回归提供了商业理由。将重要的产业，尤其是医药或食品迁回国内，似乎正在成为欧洲内部的一种新共识，法国总统和德国总理呼吁欧盟在疫情之后建立具备战略能力的关键部门。
这些行业是否会与中国的“中国制造2025”重叠，以及干预措施是否会在紧急情况下生效，仍有待观察。我们当然要警告，疫情可能会成为又一场危机，政府介入将使企业损失社会化，但一旦资本恢复，又会让其照常运营。但是，就病毒作为发展的进一步催化剂而言，它将可能推动美国和德国沿着不同的技术民族主义道路前进。
本文原发表于《发展与变革》（Develoment and Change）第52辑（2021年10月）特别专题“The Wind from the East：China and the Economic Future of Europe“，原题为Responding to the China Challenge in Techno-nationalism：Divergence between Germany and the United States，由文化纵横新媒体编译首发。
